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章驰肖潇
《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》7月1日正式施行，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对外投资法规，它看似管的是钱，实则管的是技术，是数据，是人。
过去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管理依据主要是2017年《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和2014年《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。除此之外，规章较为分散，缺乏统一的制度框架。新规第一次从国务院层面把各部委规章进行了整合，打通了ODI备案、技术出口、数据出境、安全审查、反制裁等原来各自独立的条线，建立起一套对等的、系统性的审查体系。
Manus收购案暴露的漏洞
时间倒回两个月前，今年4月27日，国家发改委一纸禁令，直接叫停了Meta对Manus的收购，要求当事人撤销交易。这是2021年《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》出台以来，第一个在AI领域被公开叫停的跨境交易。按照新规的监管逻辑，这类交易已经很难被视为一项简单的外商投资，很有可能构成对外投资。
国内企业通过红筹结构拿到海外融资上市，需要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，将境内公司的资产权益注入或转移至境外离岸公司，曾经这属于在外商投资背景下，游走在监管边缘地带的变相的海外投资，本质都是需要先将国内资产转移到境外。新规这次把这个动作明确纳入了对外投资规定的监管范围。简单来说，境内主体无论通过什么形式，只要实质取得了海外的资产或权益，都构成对外投资。
对“人”的穿透
投资过程往往都会伴随技术、数据、人员的出境。我国现有制度已经能够较好约束货物、技术和数据的跨境流动，但管不住人员的流动。
想象一个典型场景，派一个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团队去境外子公司上班，那么工程师们的知识技艺，有没有构成技术出口？
在以前，“员工脑子里的工艺知识”，并不在数据出境评估的范围内。但现在新规第13条明确了对人的穿透，规定不得通过跨境派遣人员赴境外工作、提供技术指导或开展跨境培训等方式，向境外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、技术、服务及相关数据。这一条补上了Manus收购案暴露的漏洞。
对企业来说，这意味着今后合规评估需要做两套：既要问“这个数据或技术出境要不要申报”，还要问“这个人员派驻安排有没有携带受控内容”，两个问题的主管部门和合规路径不完全相同。
影响几何？
游戏规则变了，影响哪些公司？
一是采用红筹架构，但未系统梳理37号文登记状态的科技创业公司，尤其是已在准备境外上市或引入境外战投的；二是已有境外业务，但把合规当成审批手续，而非持续义务的制造业企业；三是通过并购进入境外市场、并购后存在大量技术和人员跨境流动的企业。
对于这些企业，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先做一次合规摸底，把境外主体的设立路径、核准备案状态、数据流向、技术转让安排梳理清楚。尤其是数据层面，人员跨境流动的数据审查流程是最紧迫的短板，大多数企业现在没有这个机制。
当站在这部新规即将生效的门槛上回望，新规释放了一道监管转向的信号。过去一笔投资发生，触发审查，审完放行或否决，监管关系基本结束。未来，当投资完成之后，企业在境外的经营行为、人员安排、数据处理方式都持续处于监管视野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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